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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去世 曾截获蒋介石密令

广州日报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党组书记杨应彬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13日14时52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沈惠)

“特别支部”十年潜伏全身而退 谍战英雄杨应彬讲述传奇——

采写/本报记者张映武 

图/由受访者及其家属提供

2009年,孙红雷、姚晨主演的电视剧《潜伏》风靡全国,主角余则成、翠平假扮夫妻潜入国民党军统,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地下情报,剧中险象环生的斗争过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类似《潜伏》剧中描绘的潜伏故事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少见,本期我们将了解一段真实发生的潜伏历史。

1937年成立时只有10名党员、后来陆续发展壮大到22名党员的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潜伏在张发奎所部斗争了十年,其间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搜集了不少秘密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0年里,特别支部没有一位成员的身份被暴露,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支队伍有过哪些惊险的经历?本报记者拜访了当年最后撤离张发奎所部的特别支部成员杨应彬、郑黎亚夫妇,通过这对年逾90高龄夫妇的讲述和他们的文字记录,带领我们重温了他们在那些年秘密工作的潜伏经历。

秘密战斗堡垒悄然成立

设法打进国民党核心部门

1947年夏天,参谋处杨应彬突然向时任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请示:“我十几年没有回老家了,想回去一趟看看。”张发奎并无多作怀疑,批准了杨应彬、郑黎亚夫妇这个看上去合情合理的“请假”要求。得到允许的杨应彬和郑亚黎马上启程离开广州。至此,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的最后两位成员成功撤离张发奎所部,结束了潜伏张部十年的秘密工作。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很快聚集了三十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骨干成员,其中十位是共产党员身份。1937年10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位党员在战地服务队内部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左洪涛担任书记,当时刚年满16周岁的杨应彬是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

1938年底,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服务队被解散,特支成员被分散在张部各级要职上,左洪涛等在长官部任秘书;杨应彬与其他六名成员被分在长官部警卫营。

1940年,左洪涛对杨应彬说:“从长远看我们要设法打进国民党核心部门。”于是在1940年5月,经左洪涛推荐,由张发奎本人保送杨应彬去贵州独山军校第四分校17期。 

10年潜伏,险象环生

杨应彬身份遭到怀疑

入校半年来,杨应彬通过不懈努力,在升学时的技术测试中(单杠、木马、射击、背诵“典范令”)竟然在23总队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他还经常搞些文娱活动,与同学们相处融洽。

皖南事变后,张发奎部的反动势力加大了内部清查工作,特支部成员的危险性随之大大增加。

1940年12月的一天,大队长拿出三张纸条给杨应彬看,说是从王洞若、郭弼昌、郑体诗三人来信中摘出来的,问道:“你认不认识他们?信中的话是什么意思?”

杨应彬看那三张纸条摘写着“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英勇善战的”、“希望这次由柳州回韶关去,能拨开云雾重见青天”、“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等敏感句子,暗想不妙,这三人都不知道“战队的人不能直接与我通信”这一事,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整个“特支”成员的安危。杨应彬沉着地回答:“三个人我都认识,王若洞是我老师,郭弼昌是战地服务队队员,郑体诗是韶关游击干部班的学员,郭弼昌和郑体诗现都在四战区长官部。”眼见过多解释已无法脱嫌,杨应彬冷静地道:“我是张发奎保送过来的,希望学校向张发奎调查,还我清白。”大队长终于缓下语气:“你先回队里学习。”

接下来的十多个晚上,杨应彬经常刚入睡就被叫醒问话。问话的人不断轮换,大队长、副大队长、政训员、总队长、副总队长、总队政训室主任……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反复复审问这封来信的事,而且第二天照样要“三操两讲”,杨应彬被折磨得疲劳至极,但仍坚定地重复道:“我是张发奎保送来的,希望学校向张发奎调查。”

当时国民党奉行的是“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漏掉一人”方针,此时军校区队长王应锻接收到了上级下达的“秘密枪毙杨应彬”命令。好在区队长王应锻对杨应彬的印象不错,他实在不忍心对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热血青年狠下毒手,就有意把上面下达的命令耽搁了几天,看看有没有转机。

左洪涛获悉杨应彬陷入险境后,告诉张发奎“外面有人给杨应彬去信,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一事,同时告诉张发奎说杨应彬思想纯正,富有才华,在军校全总队考了第一名,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函嘉奖。

张发奎的信到达军校后,对杨应彬的审问终于停了下来,“枪决杨应彬的命令”也随即取消了。

证婚人张发奎问杨应彬:

“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为了消除怀疑,左洪涛与杨应彬、郑黎亚商量后,决定举行一场讲点排场的结婚仪式,并请张发奎作证婚人,希望他届时能讲话祝贺。

邀请张发奎时,张发奎开口便说:“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夫妇没想到张发奎会问得这么直接,他们沉着地说:“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是什么人你最清楚,我们都不是。”张发奎笑着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1945年12月3日,张发奎出席并在婚礼上作了讲话祝福,这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缓和了杨应彬的危险处境。

所有成员全身而退

为何能成功潜伏?

特别支部潜伏张发奎所部的10年间,张周围的许多要员都是进步人士,里面有不少还是秘密共产党员,如时任四战区中将军执行总监的吴仲禧就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单线联络的地下党员,特支部能在长达10年的时间潜伏下来,离不开他们的暗中帮助。

另一方面特支部书记左洪涛等人身处张发奎所部的机要岗位,深得张发奎的信任,这为掩护隐蔽“特支部”队员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

而且,张发奎虽然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但同时又“联共”和“护共”,他本人也是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员的才干和为人,并不是很抵触共产党人士,这也是我们的潜伏工作顺利进展的一大因素。

1992年,杨应彬曾去拜访张发奎夫人刘景云时,期间问起了“当时大王(张的部下都称张发奎为大王)究竟知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张夫人答道:“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大王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但有没有组织,大王不予深究。”可见,到最后杨应彬夫妇撤离时,张发奎仍是对这个“特支部”组织没有了解太多。

截获蒋介石“一网打尽”绝密情报

2000多名东江纵队骨干转危为安

1946年1月,军调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进行军调工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司令部的气氛又骤然紧张起来。

杨应彬也不敢懈怠,他密切留意司令部的各种动态,空闲时就偷偷记下广州行营的具体布置情况,以防出什么意外时能提供一些帮助。

一天,杨应彬在参谋处无意间看到谍报队的一位姓甄的参谋在与其他人细声说着什么,杨应彬侧耳细听,果然听到国民党谍报队的人已化装成第八小组驻地的工作员,监视方方等人的一举一动。杨应彬马上告诉左洪涛这条消息,希望老左能尽快想办法通知方方。左洪涛以照顾第八小组人员的生活为由,得到张发奎同意,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身份见到了方方,左洪涛事先准备了一张写着“服务人员均是特务,提高警惕!”的纸条,在与方方握手时送了出去,方方会意接下了这个情报。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定,东江纵队将在深圳大鹏湾附近聚集,随后北撤到山东烟台。一切似乎都谈妥完毕,刚想松一口气的杨应彬,很快又紧张起来。

杨应彬当时在参谋处作战科负责分管兵力、驻地等工作,谈判刚刚结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关于兵力调遣、驻地变动的军事调动命令,杨应彬认真一看,发现上面有蒋介石下达给张发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杨应彬大为震惊,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将蒋介石的密令及国民党的广州行营军布局情况告诉左洪涛、何家槐,商议如何将信息尽快传递出去。

但此时第八小组方方等人已离开广州,特支部成员无法直接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紧急时刻,左洪涛猛然想到当时香港中共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在广州,急忙找到他,委托萨空了火速赶回香港,把特急情报和国民党广州行营布置情况转告林平。林平随之告知方方、曾生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

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一方面动员香港的进步报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东江纵队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应对战斗的准备。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第二天上午上班前,左洪涛兴高采烈地跑来对杨应彬说:“送到了,送到了。”杨应彬会意一笑,心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军统特务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周恩来指示特支成员见机相继撤退广州行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开展工作。特支成员随后相继撤离。

1946年秋天,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最终也撤离广州。

特别支队潜伏档案:

1937年~1940年,战地服务队随同张发奎军辗转各地抗战。

1940年8月,“特支”成员朱河康身份遭怀疑,经过左洪涛的机智处理,朱河康被张发奎要求“请长假走人”,安全撤离。

1940年5月~1942年冬,特支部指示杨应彬到贵州独山军校学习,期间陷入险境,险遭反动派分子暗杀。

1944年夏秋间,日军侵犯全州、进逼桂林,特别支部成员们以转送各自的亲属为名,协助转移滞留在桂林的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撤退到柳州。

1945年11月,我党主办的进步报纸《晨报》突然被封,特别支部左洪涛等人冒着被识破身份的危险,将报社里的重要器材,转运到香港《华商报》社。

1946年夏,中共特别支部根据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相机撤退”的指示,先后帮助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撤到了后方。

1946年1月,杨应彬截获蒋介石下达的密令,在左洪涛等人努力下,将情报顺利送出,东江纵队2000多名骨干转危为安。

1946年开始,“特支”成员相继撤出,1947年夏天,最后两名成员杨应彬夫妇也成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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